又是一年清明至。在这个慎终追远的时刻，我们深切缅怀那些为共和国科技事业鞠躬尽瘁的先辈。

去年清明至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已故院士名单上，又添了34个名字。他们用毕生心血浇灌科技报国理想，斯人已逝，幽思长存。面对这些离去的国之栋梁，我们以文字遥寄哀思。

一年来故去的34位院士中，周光召是唯一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年70岁的周光召位列其中。他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领导完成了装备部队的第一代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为我国掌握中子弹和核武器小型化设计技术、完成核武器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周光召是位传奇人物。在苏联留学时，28岁的他指出了苏联专家的错误，最先提出粒子螺旋度的相对论性；1960年他简明地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的奠基者之一，年纪轻轻便在国际物理学界赢得了声誉。

然而，1961年回国后，周光召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开始了一段“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波澜壮阔的人生。当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时，大家才发现，他将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

在这些已故院士中，还有三位院士的身份非同寻常，都曾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是黄旭华、王永志和张存浩。其中，黄旭华、王永志还曾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与周光召一样，黄旭华也曾是一位为国铸重器而隐姓埋名的人。2020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鲜有人知晓他的名字。作为共和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从1958年到1988年，黄旭华远离家乡、隐姓埋名，踏上艰辛求索路。

因为工作保密，黄旭华整整30年没有回家，甚至父亲、二哥逝世也不能奔丧。离家研制核潜艇时，他刚三十出头，等回家见到亲人时，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30年间，他组织、协调解决了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各阶段的重大技术难题，成功执行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任务。

研制战略导弹，研发运载火箭，送中国人上太空并筹建中国空间站——王永志曾说，“一辈子就干了三件事”。

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王永志始终将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不仅让中国拥有了抵御外敌的国防重器，也让国家拥有了运输卫星的巨擘天梯，更让中华民族实现了千年飞天梦想，同时也为中国载人航天未来事业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说起张存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排除万难回到祖国，一生为国家战略所需多次改变科研方向。他曾说：“我一辈子为了国家转行多次，放弃自己的科研兴趣，我从不后悔。我回来就是为了报国的。”

张存浩长期从事催化、火箭推进剂、化学激光等领域的研究，取得多项国际先进成果。比如，他在国际上首创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谱”方法，并用该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激发态的寿命为100飞秒，该成果被《科学》主编列为亚洲代表性科研成果之一。

在34位已故院士中，常印佛是唯一一位两院院士。他是著名矿床地质学家，毕生从事矿床学、矿产勘查学和区域成矿学研究，在区域成矿、矿床研究、找矿勘探领域成果突出，为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和地质勘查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常印佛于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初，常印佛又因具有较强的工程背景，而被聘任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像常印佛这样一人身兼两院院士的，在中国只有34人。

一年来逝世的34位院士，多已到耄耋之年。

百岁院士两位：戴立信、裴荣富；“90后”院士25位：陈俊武、韩祯祥、汪耕、宋家树、张存浩、沈绪榜、周光召、田昭武、邢球痕、邱大洪、高镇同、李德平、常印佛、金庆焕、邱蔚六、朱永（貝睿）、王永志、张寿荣、林尚扬、叶铭汉、施仲衡、黄旭华、姚穆、赵法箴、汪懋华；“80后”院士6位：万惠霖、白以龙、程顺和、陈景、刘昌孝、王正国。令人痛惜的是，还有一位“70后”院士过早地辞别了中国科技界，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孔宪京。

他们或攀登重大原创的科学高峰，或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或开辟新赛道为新学科奠基……生命的时钟虽已停摆，但是他们的学术造诣和科学精神将永远留存。